历史战争

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我国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

日前,在刚刚结束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展”上,几张年轻的面孔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注意。

人间巧艺夺天工。燕京八绝堪当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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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大学生,北大的。”汉绣大师任本荣提到坐在一旁刺绣的徒弟,语气颇有些得意。龚扇传承人龚倩则是位“80后”,五六岁开始学习,有人问她是否真对龚扇感兴趣时,“肯定啊”,她说。

6月12日是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而在不久前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上,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八绝”代表作中,除京绣外,悉数亮相,美艳绝伦。它们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境界,甚至是一种哲学。

海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在演示。摄影/谌强

另一位被寄予厚望的,是汉绣大师任本荣的外孙女。刚参加完高考的小女生正拿着相机在展览区里四处逛,别人问她是否愿意当汉绣传人时,她笑笑说,还年轻呢,还得上大学,想学的东西太多。

然而,眼下的“八绝”,“绝”字不单指技艺绝伦,它们的传承正面临绝境……

今天,手工技艺的保护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也引发了人们更深的思考。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留住手工技艺——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论坛》上,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对如何保护传统工艺美术进行了广泛探讨,期望提出在当前现代化进程中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办法和措施,并指出手工技艺不仅是手工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每个人,涉及到我们的生存智慧,对我们生活和未来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她们都还年轻,可传统的民间工艺已经等不起了。据2009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发布的普查结果显示,我国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52.49%的品种因后继乏人等原因而陷入濒危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停产;1787位工艺美术大师平均年龄在57岁以上,仍在从事创作的有267人,还在授徒的219人。目前传统工艺美术传承方式主要有社会、师徒、家族三种。社会传承主要依靠相关院校,但如今工艺美术专业的毕业生真正愿意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和技艺传承的甚少;以师带徒的做法,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形成制度,许多技艺没有学徒;家族传承方式也面临危机,年轻人被新兴行业吸引而不愿师承祖上。

绝境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跟我们大家连在一起,我们是离不开这些作为我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对于我们人本身,无论是从作为生活方式中相联系的一些器物,或者是这些器物创造本身所表达的人类智慧和我们的情感,当我们看到后都会为之叹服,叹服这些工艺美术大师创造技艺的精湛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北京宫毯织造技艺的第四代传人,77岁的康玉生,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后继无人。他曾经带过28个徒弟,但都已经改行,唯一一名掌握基本工序的徒弟王国英也已经年过四十。“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这门工艺,小板凳上坐一天,一块宫毯织一年。又苦又累,而且收入低。周期那么长,谁也吃不了这苦。”

■创汇主力沦为抢救对象

王文章说,之所以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手工技艺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统手工艺保护不仅仅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种探讨和思考,来更好地维护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基础。就传统工艺美术而言,要重视生产性保护的问题,做好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形态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们保护的方式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应该说,主要是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这样三种主要的方式。其中生产性保护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生产性保护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一种保护方式。

担心“绝活儿”成为“绝”活的大师,不只康玉生一位。

■新人留不住老人呆不久

王文章以剪纸为例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剪纸作品与今天剪纸艺术家的作品相比,很容易区别其时代的不同,剪纸艺术家在继承和创新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差异。今天的艺术家、传承人在继承前辈技艺的基础上,把自己当代审美趋向的影响,和自己对这个项目独特的思考融入所从事的项目中,既把这种基因保存下来,同时又把自己独特的创造融入其中。剪纸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活态流变、传承之中,通过生产性保护保存下来。所以,生产性保护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生产过程,重要的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2009年入选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名录的南京云锦织造技艺,也同样在传承方面受阻重重。“学的人多,真正坚持学下来的少。”传承人周双喜至今犹记得当时国营的工艺厂解散,自己一个人天天呆在单位里的孤独岁月;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大师郑修铃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继承自己的技艺,可女儿不愿学,“这门手艺要学出来,最少也得三五年,她不感兴趣,去当公务员了,觉得工作轻松。”

采访燕京八绝的老艺人,他们喜欢从上个世纪的故事讲起,因为新中国成立初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这些特种工艺最辉煌的时候。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教授是传统工艺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她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一直有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她在此次保护论坛上较为深入地谈了对保护条例的思考和期待。常沙娜说,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政策性的指导作用,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重要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从法律和法规的层面,对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带徒弟、研究等提供了保障,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但是从条例发布的1997年到现在的十三年间,我国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大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正处于整体的转型时期。条例目前看来存在一些概念和力度上的不足,保护工作的立法和措施应该有相应的跟进、补充和修改。

“其实,相对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的传承基础还是不错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邱春林介绍,民间工艺传承主要分两种,家族传承和集体传承。建国初期,我国曾建立了专门的民间工艺厂,属于国营集体企业,实行集体制,民间工艺的师傅地位因此比较高,学的人也多。而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国营企业日渐衰微,剩下的民间工艺厂已经不多。

燕京八绝曾是清代皇家御用的奢侈品,它们汲取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逐渐形成了“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高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随即开办工厂,延续中华百工的匠心文脉和技艺体系,燕京八绝成为国家创汇的主力军。

常沙娜说,她曾在贵州和昆明看到有人两千元钱一大麻袋买走苗族刺绣,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散落在各地无人过问,这个景象让她非常痛心和担忧。她说,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姑娘们正在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打工挣钱,生活方式、穿戴打扮都改变了,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成批的粗制滥造的所谓工艺纪念品,大批祖传的真品却在不断消失,苗绣传承人吴通英女士也说,现在苗族姑娘更喜欢到大城市去打工,愿意从事刺绣制作的人不多了,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应该通过制订更为完美的保护条例来进行抢救和保护,这很重要。常沙娜认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不仅要重视技艺的传承,更要重视审美的传承、文脉的传承、灵魂的传承。

“国营工厂倒闭,集体传承的平台丢失,只剩下家族式传承一种方式。但家族传承,也问题颇多,一方面家族里的年轻人并不一定喜欢,而且传承人的能力和素质也不够。”此外,千年绝活系于一身,很容易出现人亡艺绝的状况。据汉绣讲解人任女士透露,原本洪湖有一个很有名的汉绣家族,但因为老一代去世,年轻人没有兴趣,该手艺已经消失。

“那时北京拥有工艺美术工厂、花丝镶嵌厂、雕漆厂、首饰厂、象牙雕刻厂、金漆镶嵌厂、玉器厂、珐琅厂、地毯厂等一批专为特种工艺美术行当设立的大型生产基地,光地毯厂就有8个。我们生产的工艺美术品大部分出口。”国家工艺美术大师、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回忆。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邱春林博士认为,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者,工艺美术大师应亦工亦文。邱春林说,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工艺美术大师要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不仅要成为这个时代的技艺的标竿,还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些工艺美术大师虽不是法定的传承人,但身为国家级大师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亦工亦文是这个时代对工艺美术大师提出的一个客观的要求。

在邱春林看来,生产性保护方式也许能为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良策。“生产性保护通过开展产学研结合的途径,提供一个培养技术人才的平台,让年轻人可以边工作边学习,解决了成本上的后顾之忧。”邱春林认为,传统民间工艺应该分高中低不同层次发展,现在所提的文化创意产业,应该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可以进入市场发展,允许进行批量化生产。而大师应该凝聚于高端,高端工艺靠大师做精,为中低端提供创意资源;中低端进入市场化链条,可以为高端技艺发展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

三十年过去了,工艺美术品早已不算创汇的同义词。产业规模迅速缩小,技艺本身的存活面临极大压力。

邱春林认为,工艺美术大师作为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杰出代表,如今要做的事情是创作,不是批量生产,大师的文化附加值远远大于经济的附加值,大师要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要瞄准高端艺术品收藏市场,为这个时代创作出传世杰作。我们现在看到博物馆的文物都是过去历史上大师做出来的东西,今天的大师也要为未来一百年、两百年创造出传世的杰作,传世的杰作才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能够进入历史史册的手工艺大师既是工匠、又是文化人,修养全面,富有个性魅力,有与当时的文人交往,他们的作品能够脱俗,把实用工艺美术品、艺术品的高度提升到了文物的高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日益高涨的时代,工艺美术大师作为非遗传承人,一定要做研究型的大师。

“他们看到自己做的东西都能摆到市面上去,有人看,能够卖出价钱,就有一种成就感,会有激情继续学下去。”龙泉青瓷传承人夏侯文说。而对于花丝镶嵌的传承人白静宜而言,生产性保护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更多选择徒弟的机会。她背后有专门的花丝镶嵌基地和公司在运作,公开招收学生。学生不仅能够免费学习技艺,还有一定的补助,相对于其他行业的传承困境,她还可以精心挑选接班人。“我现在的这个学生,就是地质大学珠宝行业的毕业生。”

如今,北京花丝镶嵌厂、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北京首饰厂都已不复存在,地毯厂从8个变1个,雕漆厂也早已停产。幸存下来的只有几个厂子和零星的工作室。花丝镶嵌艺人从当年的2000多人降为如今的三四十人,“其中能创作的,数不过一只手”。

市场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邱春林看来,大师的主要责任在于高端技艺的研究和保存,而行业发展、民间工艺传承如何进行,应该由社会和政府来主导。

“八绝”已跌成了亟须抢救的文化遗产。2006年至2008年,燕京八绝先后有七绝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绣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承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但,传承之路谈何容易。

■新人留不住老人呆不久

“八绝”传承的核心是带徒。

2000年,金漆镶嵌厂通过委托定向培养在北京工美技校招收了一个班32名学生进厂。10年过去了,全班只剩下7人还在厂里,从事核心技术业务的只有2人。“生产基地在河北,每周只能回来一次,刚转正后工资也才几百元。北京孩子哪儿干啊。”金漆镶嵌公司总经理助理、也是厂里的老职工陈同友说。去年年底,公司转而在河北当地招收农家子弟进厂当学徒,工资已经翻倍,但不到半年,50多人已经跑了10个。

京绣大师刘秀花30岁不到就开始带徒弟,至今带出两三百号人,目前只有8个人还坚守在京绣一线上;前北京花丝镶嵌厂副厂长季荣一的花丝镶嵌工作室也曾试着找来十几个农村青年学徒,还给大家配备了工作台,一周后人全跑了,有人直接问:“我每天做小工都能拿60块钱,你这里一天能给几块钱?”

新人留不住,老人也呆不久了。

程淑美担心地说:“在大多数行业中,五六十岁已经是退休年龄,可在‘八绝’里,四十岁算年轻人,五六十岁的才是主力军。象牙雕刻,最年轻的师傅47岁;雕漆,7个大师平均年龄55岁,工作室里的员工都是退休返聘的老工人;花丝镶嵌艺人,绝大多数50岁以上。就这么再过五年,技术好的师傅也都要回家养老了。”

现有从业人员水平也参差不齐。

拿宫毯来说,目前地毯五厂在做高级宫毯的有12人,但全面掌握盘金毯制造技术的,只有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宫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康玉生的徒弟王国英一人。“就算是12人,基本上也只能照着坐标纸做‘死头活’,不会‘活织’。”康玉生说,厂子在外还有个负责普通宫毯织造的车间,大概有工人100名左右,可他们只会基本的织造,不会后期片剪。宫毯“三分做七分铰”,需要片剪的毯子只能运回厂里由12名工人收尾。

留不住人的最大原因只有一个——收入不高,收入不高的原因只有一个——效益不好。

■用料很考究成品价格高

比起用一张纸、一团面粉就能开工的某些民间传统技艺,“燕京八绝”为了体现皇家的尊贵气派,用料十分考究,成本远非一般民间技艺可比,成品的售价自然不菲。

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玉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宋世义手上托着一块巴掌大的玉雕,其原料购入价18万元,“这还是去年的行情,今年没有20万元拿不下来。原料价格的飞涨,市场混乱,许多玉石被过度炒作,大大超过了本身的价值。一块鸡蛋大的白玉小籽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二块钱就能买到,现在同质量的最高能涨到2万至3万元,20年中翻了数千倍,制成成品的价格能不高吗?”

有些珍稀原料则“有钱难寻”。这方面受限最大的莫过于牙雕,由于国际上一度封杀象牙贸易,我国也曾禁止象牙进口,导致牙雕行业原料奇缺,象牙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几近停止。北京牙雕厂靠着库存“吃老本”,20年没敢招学徒。用料比较费的花卉技艺也被长期搁置,每年只能出产十几件成品。去年经政府牵头,牙雕厂20年来首次从南非进了一批象牙料,产量才上升至一年200多件。但一件小型牙雕的售价少则十几万元,大型整支的牙雕作品都在百万元以上,普通百姓难以购买鉴赏。

■制作费工时销路并不好

作为“皇家技艺”,其工艺的核心价值是手工,这也意味着费时费工。

“手工这东西,靠得是工匠手上的感觉,机器流水线上下来的没法和它比。”康玉生一直这么坚信,虽然他也承认,一条5×8尺的毯子,机织一个钟头不到就出来了。但同样大小的宫毯,“一尺却有14400个栓头,这意味着织一尺,工人就得重复一个动作14400次,若只有一个工人出工,得织上一年才能完成。如果是用上金线的盘金毯,还要正反两面开绣,时间则更长,手感会更好。机织毯超不出15种颜色,造型简单乏味。而宫毯,只要你颜色染得出来,图案想得出来,我就织得出来!”

这项繁杂的工程,不仅管理、生产难度大,出活慢也带来资金周转的问题。当然,一张机制毯如果市场价200元,同尺寸的手工毯就要卖两三千元。“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问题是你得先让人家熬得过不开张的三年啊。”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荣誉主席赵书一语中的。

目前“八绝”的主要市场是收藏和高档礼品,即使是收藏,大多数藏家是抱着投资的心态而去,因此很难形成健康的市场。高投入和窄销路的不对等,使得艺术品生存面临另一个选择:到底是出商品还是出精品?

花丝镶嵌大师程淑美指着茶几上一个没有手,身上还带着铅笔稿的泥塑说,“你看那尊五显财神,三年前我就设计完了,结果连个泥胎都没来得及做好就搁着摆到现在。这件作品我改了五稿,做出来一定是件精品。”

可她实在没有时间,今年有家企业跟她定了300件招财虎,到现在她只做了50件。“这种批量生产谈不上精品,都是用铜料,我们只能尽量粗粮细作,要说花丝镶嵌,还是得看金银的工艺啊。”她显得颇为无奈。

生产成本高,欣赏的人少,拿不到订单,现在高级宫毯基本上是“织一件赔一件”,于是地毯五厂的生产重心不得不转移到机织的航空地毯,并出租公司房产。副厂长秦溯说,目前航空地毯的年产量有几万尺,销售量达到几千万元,而高级宫毯每年满打满算只能织32尺,加上普通宫毯的年销量也不过100万元。

遭李鬼假冒更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盗版”更令这些行业雪上加霜。

“我做一个雕漆小壶,料工费了几千元,有些商贩拿树脂倒模一翻,一个几十块钱,卖得不知道有多好。”国家工艺美术大师、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文乾刚苦笑说。他的工作室墙上贴有各个作品的工序表,一扇“五岳屏风”,进度栏里只上漆一项后面就跟了31个“正”字,一笔代表上一次漆,“一件雕漆作品,通常要上到160遍的漆。和李鬼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所以我现在只接不容易被仿的大件,小件不敢做了。”

让宋世义耿耿于怀的是,总遇到有人假意来做学徒,浑水摸鱼几天就打道回府,之后却打出“XXX徒弟”的名号,甚至直接伪造作品“经过XXX指导”后卖高价。他还发现一些粗制滥造的玉雕,“后面糊着水泥,里面填些烂料,小玉佛都是粘上去的,竟然说是我的作品,最荒唐的是还有专家给出鉴定证明,真是一点道德操守都没有!”

求生

■成立大师工作室

■重设专职“造办处”

2009年初,我国文化部提出对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思路,这不仅是非遗保护向纵深推进的重要途径,也是非遗保护与当代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重要策略。而生产性保护的具体做法,“八绝”还在摸索。

■成立大师工作室

一些工厂倒闭之后,大师工作室成为部分技艺传承的首选落脚点。

目前,传承“八绝”的工作室有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堪称小企业;有的只是艺人自己找个独立的工作空间,带带徒弟,自己搞创作,类似艺术工坊;还有的挂靠在某个公司旗下,接活,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大师工作室约有30个。

大师工作室灵活自主,更重要的是容易培养独特的个人风格,也有利于不同技艺风格的传承。但是,市场压力对工作室显得尤为突出。有些“体制内的大集体”,像北京珐琅厂、牙雕厂,即使收益不佳时仍能保证每年有一些创新之举,但小型工作室却难以负担大量耗资的高精尖艺术品的制作,为保证生存往往以商业订单优先,缺少精力和资金去钻研工艺发展与创新,何况商业订单对品质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牙雕代表性传承人柴慈继觉得工作室和企业各有所长,“要做大件精品,不管是从资金还是人力来看,当然还是企业更有力量组织。所以两者合作,共同创作的方式应当是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千容表示,“只要是对项目保护和传承有好处,任何形式我们都欢迎。”

■重设专职“造办处”

“造办处”只是个形象的比喻。

“燕京八绝不能完全市场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具体的技艺类别上给予一定的体制机制上的保障。”金漆镶嵌公司陈同友说。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有些技艺并不适合完全市场化,建议根据不同技艺自身特点,可以模仿清朝设立造办处的方法,设立专门的机构全面负责某些技艺的生产、销售。

比如宫毯,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是因为最初“造办处”不计工本的生产方式。“这种皇家工艺要追求艺术水准,就势必牺牲许多市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说。宫毯大师康玉生也指出,目前云锦就由国家负责收购。

■鼓励公开考试招徒

5月下旬,北京市非遗保护中心出台了资助传承单位向社会公开招募学徒的计划,目前已经有雕漆和象牙雕刻两项参与了该计划并完成第一轮考试。“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市非遗中心主任千容说,“这个计划将长久做下去,争取纳入更多的非遗项目。”

公开招徒是为了扩大选择面,引起社会重视,挑选到真正热爱艺术,有传承责任心的年轻人。“这次招募的社会反响很不错,投简历的不少,也让更多人注意到还有这么个行业。”文乾刚说,“我们也和对方先说清楚行业生存状况,因为要选的是雕漆技艺传承的台柱子,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光想着挣钱的一定坚持不下来。”

其实,看似生存不易的特殊工艺不是没有发展潜力,也不是没有“钱途”。牙雕厂主管生产经营的张淑兰透露,如果你真热爱,肯钻研,能学成,拿上计件工资,一件牙雕的加工费可以高达七千元;一张精美的盘金毯,能卖到数十万元;如果你真是搞雕漆的料儿,出师后养活一家子,过上安康的小日子还是没问题的。只是要熬过“试炼”,坐得住数年学徒期的冷板凳,这对当下一些浮躁的年轻人是一大考验。

■培养一批非遗“粉丝”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不单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其实政府目前在处理非遗的‘上游’环节上做得不错,比如帮助寻找原材料,进行基金扶持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徐艺乙说,“但更亟须解决的是‘下游’问题,即如何培养一批非遗‘粉丝’,不能让其曲高和寡,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欣赏这些艺术品。”

徐艺乙建议借鉴台湾的做法,在社区、学校进行“八绝”的推广,“让大家亲自动手参与,远比眼睛看耳朵听效果要深刻得多。”“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千容说,“通过推广活动让老百姓了解传统工艺的魅力,形成全社会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尾声

其实,“燕京八绝”也在自主摸索出路。珐琅厂从2005年开始将景泰蓝引入建筑业,开启了另一番新天地,同时注重将现代美学元素引入图案设计,每年自主开发的新品能够达到几十种;牙雕厂去年招入的7名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发展情况也很不错,厂里为他们举办了成果汇报展。程淑美大师则透露,最近工美集团总公司出口部计划牵头下精品订单,由大师提供设计创意,民间实力较强的工作室提供制作,三方合作完成一些花丝镶嵌的高端艺术品。目前该项目第一个作品——16.5公分的金观音已经设计完成,并进入制胎阶段,“这样我们也不愁再没资金做精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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