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5
国学文化

汉代姓名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流行单字名,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

文章来自历史趣闻历史

问:三国时期的人物姓名,为何很多人“名”都为单字?刘备,曹操,孙权?

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

图片 1

图片 2

《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

跨越四个多世纪的汉朝,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取名充满了霸气和阳刚之气,表现出尚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在许多汉人的名字上,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因为在南北朝之前,有崇尚“单名贵,双名贱”的习俗。从尧舜禹时代开始,最早的帝王只有一个字,代表了其高贵的血统。而王公大臣、贵族,一直起的是单名,单名一直是社会的主流。到了秦汉时期,延续了这一风格。这个习俗的形成,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图片 3

单字名是汉代以前的取名文化延续

第一、避讳

各朝代史书中姓名情况

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姓名文化都有一些特别之处,能反映出特殊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就秦汉两朝而言,因秦朝短暂,姓名文化尚未形成明显特征,可视为战国时期的延续。汉代虽然长达四百余年,但西汉和东汉的姓名文化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避讳始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它方法来回避。秦汉以后,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

中国的单名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东汉、三国与两晋时期。

有人说,汉代姓名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流行单字名。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西汉人取名有单字有二字,到了东汉,人们取名才全部用单字。其实,用单字名一直是汉代以前中国人取名的主流,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秦代,取单字名的人远比取二字名的人多。如周朝天子中只有共王繄扈、孝王辟方、幽王宫湦、平王宜臼、釐王胡齐、顷王壬臣、灵王泄心等取二字名,其余二十多人都取单字名。汉人喜欢取单字名,只是这种取名文化的延续而已。

第二、公羊春秋的兴起

东汉之前,汉人的名大都是一个字,但也不乏两个字的人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周亚夫,霍去病,董仲舒等等,包括西汉皇帝,也有两个字如刘病已,刘弗陵。

东汉流行单字名与王莽实施“二名之禁”有关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独尊的“儒术”,是公羊春秋,而《春秋公羊传》说过“二名非礼也”,表明在周秦时期,一个人取两个名是不合礼数的,但取二字名从来不在禁止之列。但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

到了西汉末年,出了位“理想主义者改革家”王莽,这位王先生崇尚周制,一直活在古法描述的理想主义国度里,喜欢复古搞旧制。

不过,取单字名在汉代确有越演越烈之势。西汉皇帝中,只有昭帝刘弗陵、平帝刘箕子取二字名,东汉皇帝则无一不取单字名。西汉名人中,取二字名的并不鲜见,如周亚夫、段会宗、隽不疑、萧望之、薛广德、范明友、李信成、田广明、韦玄成、张当居、张释之等。而到了东汉,取二字名的人就凤毛麟角,几乎绝迹了。

第三、王莽复古改制的影响

王莽夺权后,为了巩固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东汉人名变成清一色的单字名,与西汉末年王莽实施“二名之禁”有关。据《前汉书·匈奴传》记载:“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王莽辅政时曾上奏提出禁用“二名”,并派使者到匈奴,暗示匈奴单于顺从这一法令。匈奴单于明白使者的意思,随后上书称臣,顺应时势改名为“知”。王莽奏令执行的“二名之禁”,即禁用二字名。在此之前,《春秋公羊传》也说过“二名非礼也”,但此处“二名”非指二字名,而是指两个名。表明在周秦时期,一个人取两个名是不合礼数的,但取二字名从来不在禁止之列。

王莽信奉公羊春秋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再加上王莽长孙王会宗,因犯罪而被恢复双名,作为类似于割发、刺配一类的羞辱性惩罚,从此两个字的名字,就变成了“贱民”的象征,后王莽虽然身死,这个含义却被沿用了下来。

图片 4

王莽禁用二字名的目的是复古改制,他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复名”就是二字名。王莽的长孙原叫王会宗,后改名王宗。因自画服天子衣冠像,刻铜印三枚,与其舅合谋继承大统。事发后,王宗自杀。王莽大怒,废了王宗之名,恢复其原名,以示贬辱。这件事对后来几百年的取名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王莽当政时期,无人敢取二字名。王莽覆灭后,虽然人们已不用遵守“禁二名”的法令,但取单字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不仅东汉人全部取单字名,连三国人、西晋人也把取单字名视为理所当然。直到东晋,才打破了这一“戒律”,陆续有人取二字名。

第四、阶层变化的结果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

秦汉崇尚神仙之道也反映在取名上

单字名和双字名在重名概率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士族世家掌握了文化传播的途径,为忌讳重名的,就会采用一些生僻字,来避免重名。但普通民众起名字的时候,显然是不可能大量采用这种生僻字的,而要想避免重名,通俗易懂的双字名就成了当然的选择。

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

我们知道,商代重天意,帝王取名流行用天干;周代文质并重,取名方式变化多端又有些禁忌。秦汉是称雄世界的大一统社会,人们取名往往体现出尚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充满了霸气和阳刚之气。以武字、勇字命名的有鞠武、蒙武、苏武、马武、何武、孔武、班勇等;以霸字、雄字命名的有王霸、魏霸、侯霸、张霸、杨雄、法雄、左雄等;以胜字、广字命名的有陈胜、龚胜、夏侯胜、吴广、李广、疏广、胡广等;以兴字、奋字命名的有阴兴、郑兴、张兴、石奋、孔奋、张奋等;以弘字、宏字、隆字命名的有公孙弘、宋弘、毋将隆、刘隆、樊宏等;以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含义命名的有赵充国、赵广汉、韩安国、张安世、于定国、孔安国等,这几个人取二字名,都是西汉人,至东汉已无此类人名。

所以在东汉和三国时期,人的名字大多是单字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时代,之后五胡乱华,礼乐崩坏,制度也受到严重冲击,人们起名字也就随意了起来。

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另外,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希望长生不老,多次派人寻找仙药和仙人,致使秦汉两代均崇尚神仙之道。这种社会风气反映在人名上,主要是在西汉时期,而且也是二字名居多。如田千秋、陈万年、韩延寿、张延寿、甘延寿、韩延年、杜延年、王延世、孔延年、严延年、李延年、吾丘寿王等。到了东汉,这类人名极少出现,这也是两汉姓名文化的区别之一。

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除了追求长寿之外,秦汉时期的人们还希望五福齐全,常选择有吉祥含义的字入名。追求吉祥是中国人取名的传统,商代帝王用天干入名就是希望得到上天的保佑,周代很多人取名也表现出对健康、财富、功名利禄的追求。如芈弃疾、寿梦、公孙喜、吕禄甫、鹿毛寿、夷伯喜、姬福、富丁等。到了秦汉时期,此类人名更多。直接以吉字入名的有丙吉、王吉、郑吉等;以喜字、贺字入名的有孟喜、傅喜、公孙贺等,以福字、祉字、祐字入名的有梅福、刘祉、刘祐、朱祐等。此外,宋无忌、魏不害、李广利、霍去病、陆康、范康等名字均寓意健康吉祥。郑当时、叔孙通、李通、霍光、孔光、邓禹、张禹、刘顺等名字寓意事业畅顺发达。

解释很多:

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中国古人是如何起名的?名中有“君”字未必真君子

1、王莽。(《国学》综合)

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

秦代重法家,汉初崇尚黄老之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所崇尚的忠、孝、仁、义、礼、乐等理念便深入人心。加上汉武帝喜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将察举孝廉确定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科目,在社会上形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对两汉的姓名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汉人的名字“儒味”特别浓。如以贤、良、直为名的有韦贤、董贤、刘良、王良、吴良、费直等;以忠、义、仁、乐为名的有陈忠、李忠、蔡义、周仁、徐乐等;以恭、俭为名的有淳于恭、鲁恭、张俭等;以宽、厚、纯为名的有兒宽、丁宽、陈厚、耿纯、张纯等;刘儒则直接以儒字入名。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

在两汉时期,除汉初部分开国元勋有名无字外,其他名垂史册的人士除了有名,还有字。名与字,既可各自独立,又可互为表里。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不仅表现在汉人的名上,还表现在字上。如刘嘉字孝孙、张湛字子孝、丁鸿字孝公、宗慈字孝初、岑晊字公孝、徐璆字孟本、李膺字元礼、蔡茂字子礼、张纯字伯仁、阳球字方正、蔡伦字敬仲、冯衍字敬通、桥玄字公祖、周燮字彦祖、李云字行祖、刘祐字伯祖、巴肃字恭祖、羊绩字兴祖等。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汉人崇尚君子之道,取字常用君字。如路温舒字长君、贾捐之字君房、龚舍字君倩、贾复字君文、臧宫字君翁、岑彭字君然、王梁字君严、邳彤字伟君、马成字君迁、桓谭字君山、京房字君明、郅恽字君章、杜诗字公君、张堪字君游、张宗字诸君等。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图片 5

受儒家思想影响,汉朝多孝子、多君子、多清正廉明之士。当然,以孝、顺、恭、礼、君为名或为字,并不代表此人就是真孝子、真君子。如汉代有名的伪君子王莽,他的字就叫巨君,字与其人正好相反。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

第一个是其中的一个解释,不过后人有研究,还有其他的解释。

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

2、传承。(摘自度娘)

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

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

3、避讳(摘自度娘)

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

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

谢邀。

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书中出现的绝大多数人名字都是一个字,几乎没有两个字做名字的,不仅是三国时期,往后看便会发现知道西晋八王之乱之前几乎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单字,这是什么原因?

第一,图方便,没错,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方便,惰性都有的,每个人都比较懒,皇帝也不例外。平民百姓起名或许没什么讲究,猫蛋狗剩一类的估计古代也有直接拿来做名字的,但皇族就不一样了,起名字高端大气就不说了,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必须避讳。起名字避讳这种事情当然也不是从三国开始有的,而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这个规矩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它方法来回避。周代在最早的时候只需要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中有记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就不会很多,毕竟有的人死了太久朝代更替一类的人名字就不需要再进行必会,所以当时也没有造成什么混乱,毕竟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都要遵守。但进入秦汉以后尤其是汉代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进一步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凡有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而且不但要避死人的名字,活人的也需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等等……避讳之制在汉代越来越严格,而大家又都不好意思直接打破这规矩,皇帝也不是那么自由的,这些条条框框还是必须遵守的,于是便有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取单字做名字,既然无法打破规则,只能另辟蹊径,不管怎样想个一个字的名字总比两个字的要简单吧,还有就是自己只占了一个字也给子孙后代一个方便嘛。  

第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王莽所定下的规矩了,

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

王莽打着恢复的名字妄图使用严格的礼法来让权力尽可能的集中在自己身上,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但新朝却只持续了短短十几年时间便灭亡了,不过这十几年时间却让人们形成了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并且这一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恐怕即使是王莽也没想到自己定下的规矩比自己打下的天下居然长寿这么多。

这是和中国取名字的礼与传统有关。

一般是姓+名+字。名一般为单字,字为双字。

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

曹操,名操,字孟德。

杜甫,名甫字子美。

岳飞,名飞字鹏举。

姓名中的名如果是两个字,一般都是底层百姓,往往有名无字。

只是在元朝之后,古人名字中的名才两字为多,元人粗鄙被继承下来。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小说。其中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长坂坡救阿斗、三顾茅庐的桥段更是脍炙人口。喜欢读三国的朋友不难发现,三国中的所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多为单字,如众人熟悉的刘备、曹操、孙权,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名多为单字。为何三国人物姓名多取单字?

儒家文化的影响

提到儒学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本人在撰写《春秋》时有个习惯,当记载人名时如果这个人的名是两个字,他就会把他改成一个字。至于孔子这样做的原因,他未曾说明。但是孔子这一举动必有其深意,于是后人都开始揣摩孔子这样做的目的。

后来有一位叫公羊高的儒学家,他在他的《公羊春秋传》中说到孔子之所以将二字改为单字,是因为名有二字是不符合礼仪规矩的。这本书主要思想都是忠君爱国、大义灭亲、叛逆大逆不道,要严厉惩治之类的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主要沿用的儒家思想便是公羊高的。所以二字非礼的思想也逐渐流传开来。

王莽新政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只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当属王莽的新政。王莽喜欢遵循古制,不仅是国家制度,连名字也要改。

王莽也受到公羊高的影响颇深,认为二字非礼。他的依据是古时候的明君如尧、舜、禹都是单字,而像蚩尤、相柳等名为二字之流都是恶人。所以当时他就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人都要把名字改为单字。只有犯人才使用二字。人们不得不遵从。而且为了促进法令实施,他还派使臣到西域各国游说“如果首领把名字改为单字,将有重赏”。匈奴单于也遵从提议改名。可以说这件事对起名单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即使王莽新政持续没多久便结束,这件事也对东汉三国时期的起名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地位低下的平民虽然都改单字,但平时私下仍多以二字称呼。而后来三国中的女子如黄月英等也为二字。可见二字非礼对上层社会人士如贵族士大夫阶级影响,而对底层人民影响较小。

因为在三国时期甚至是之前的时代,取单字是一种社会风气。

王莽不准取双字

不仅仅是在三国时期,即便是在东汉,人们取名也多是取单字,很少有取双字的,像刘秀、岑彭、冯异等,甚至东汉时期的皇帝也大都是单字,问题出自王莽。

王莽对名字有着非同一般的偏执,他不仅改了中央及地方上的官名,还改了各地的地名,甚至连少数民族也不放过,匈奴被他改成了降奴,单于改成了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

对于人名,他也有着不一样的想法,他也下过一道法令,叫做“去二名”,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不准起双字名。

王莽的孙子曾经谋反,就被王莽改回了双字名,以示惩罚。

而王莽的这道法令并没有随他的倒台而失效,因为人们已经养成了起单字名的习惯,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认为起双字名就会被人瞧不起。

除去王莽以外,先秦时期人们也崇尚起单名,《公羊传》就曾记载,“二名非礼”,估计这也是王莽取消二名的礼制来源。

单字更容易避讳

不仅如此,起单名还容易避讳。

两汉时期,避讳制度越来越严格,这也与中央集权有关。毕竟皇帝是独一无二的,他用的字你做臣子的肯定不能再用,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

但问题是新皇帝还没出生,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呢。

针对这种不可预知的情况,人们采取了两种办法。第一,名字取单字。因为这样跟皇帝名字重合的几率将会大大减少,也就避免了日后名字重合需要更改的麻烦。

(雍正即位后,其兄弟名字中的胤都被改成允)

第二,取名尽量用生僻字。大量采用生僻字取名,就很难与皇帝名字重合了。

因此,这种取单名避讳的风气自上而下开始传播,这种风俗也就渐渐流传开来。

直到两晋时期,胡人入主中原,礼制松弛,少数民族多为复字,单名的传统受到冲击,复字开始流行。

此事要追溯到新莽时期。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以后,施行的国策却与其“国号”相反,是以“复古”为核心。王莽恢复了很多先秦时期的“习惯”,其中就包括人名。王莽提倡姓名使用二字,而且从一些当时的记录推断,王莽应当是通过律令等手段强制推行过。而且对于一些犯罪的人,恢复“双字”,以示惩戒。新莽政权后来败亡了,但是男子的名使用单字已经形成了风气。而且因为双字名曾和“犯罪”挂钩,所以也形成了双字名不光彩的观念。这些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东汉三国魏晋时期。

古代时,讲究“人如其名”,并且为了突出人名表现的志向,成年男子在行冠礼之后还会由长辈取一个表字,而是否有表字也是一个人成年的标志。

而且在古代,一个人的名只有长辈或身份高的人才可以称呼,其他人只能称呼表字或是别的尊称。

比如古代在封赏有功之臣时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赏赐叫做“赞拜不名”,这是一种很高规格的待遇,也就是说你觐见皇帝时旁边的礼官要喊你的职务而不能喊你的名字,一般都是功勋极大或者是像曹操那样的权臣才有的待遇。

秦汉时期,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层之分没有春秋战国时那么壁垒森严,其中许多平民出身的英雄人物都是单名,比如陈胜、吴广、刘邦、萧何、韩信、樊哙、曹参、周勃、陈平等等,当然也有周亚夫、霍去病、司马相如这样后来发达的双名平民。

后来因为权贵多是单名,而平民多是双名,所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名字越简洁越好,如果有重名则以表字区分开就好了,而且表字与姓名相配,使得名字的韵味更加深厚。

比如孙策字伯符、孙权字仲谋,人们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俩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还有曹操字孟德,大家一看就知道原来曹操是庶子(袁绍笑道:我字本初就看不出来)。

还有与名相呼应的如周瑜字公瑾、诸葛亮字孔明、张飞字翼德、赵云字子龙等等,都是名字相呼应的典范。

三国之中确实大多数人都是单名,纵然出现双名有的也是称呼表字,我印象里双名的也就裴元绍、孙尚香等寥寥数人。

所以,三国时期的人物多是单名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多是贵族或者仿贵族人物,他们追求上流社会所流行的文化,这样我们听说过的多是单名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精英人物。

这和多种因素有关

1 孔子

孔夫子著《春秋》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字的名改成单名。比如说有个人叫仲孙何忌(仲孙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里改称为仲孙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因为孔子总是喜欢微言大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就有人来解读孔子的意图,这些人被称作经学家。有个战国时期的经学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写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春秋》。赞同公羊高说法的人们被称作是公羊学家。

公羊先生认为孔子把二名改成单名的举动,背后也是有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定公六年》写到:“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原来,在公羊学家看来,二名是“非礼”的。

公羊学家们在西汉一朝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所独尊的“儒术”,正是公羊学。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汉昭帝刘弗陵就是二名,汉宣帝之前的名字刘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层社会,二名还是能和单名分庭抗礼的。孔夫子著《春秋》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字的名改成单名。比如说有个人叫仲孙何忌(仲孙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里改称为仲孙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因为孔子总是喜欢微言大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就有人来解读孔子的意图,这些人被称作经学家。有个战国时期的经学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写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春秋》。赞同公羊高说法的人们被称作是公羊学家。

公羊先生认为孔子把二名改成单名的举动,背后也是有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定公六年》写到:“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原来,在公羊学家看来,二名是“非礼”的。过一个法令“去二名”。

2 王莽

王莽上位后,将西汉的官名被他按照周礼全部改了一遍,全国的地名也不能幸免。至于全国那么多人名,当然不能亲自动手起、动手改,但贵为皇帝的他可以为起名设定规则。很明显,王莽也信奉公羊学家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严令下,全国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连匈奴单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单名。就这样,在大复古家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

王莽覆灭之后,新兴的东汉政权致力于消除王莽的影响,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独“二名非礼”的观念无法消除。看来,比起行政政令与法律文书,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东汉魏晋的帝王将相,起的都是单名。

到了晋宋之际,东晋的各个门阀世家在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纷纷走向衰败灭亡,原来的寒门走向了历史前台。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起走向历史前台的还有长期蛰伏在民间的“二名”。刘义符、王镇恶、萧道成、萧宝卷、陈霸先,这些南朝人物的二名,也折射出了他们先祖并不显赫的过去。

所以,间于东汉和东晋时期,以单字为名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三国人物为啥大多数是单字?还得从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政说起。

疑似穿越者的王莽篡了汉朝之后,开启了他的新政,政治体制、土地制度、货币制度,都没能逃得过王莽的新政,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在地名、人名上的改革。

比如他把高句丽叫“下苟丽”,把匈奴改成了“降奴”,把单于改成了“服于”,由此引发了很多问题,这是后话。

所以王莽这么任性,想来当皇帝挺快乐,于是有个人就坐不住了,也想尽早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感觉,这个人就是王莽的亲孙子王宗。

按说,耐心等王宗应该有机会,但这小子可能也看出来爷爷不着调,于是等不及了,就准备通过造反提前体验一把龙椅的感觉。

到这小子刚一开始造反,就被王莽发现了,王宗觉得爷爷肯定放不过自己,于是一咬牙,就自杀了。

王宗自杀,王莽倒是不怎么心疼,相反的,相当生气,于是下了个命令:

“宗本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意思就是说,王宗本来叫王会宗,依据“去二名”的律法改成了王宗,现在犯法了,还回了王会宗。

这件事涉及到王莽的“去二名”制度,这个制度很简单,在王莽窜汉前,人可以随便起名,但王莽却规定:从此以后,都得起一个字的名字,俩字的怎么办,“去二名”!

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名字都成了单字,但是如果犯了罪,则会被恢复二字,以示惩罚。

正是这“以示惩罚”导致了双字的名字在王莽之后成了“贱名”,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东汉以及三国时期,直接导致了三国群雄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死的单字的名字。


关注明离子,看更多历史故事。

这个我知道,是因为王莽这位仁兄曾下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而三国时期又是王莽的新朝之后,所以大多人名为单字。但是也有双字的情况,如黄巾将领程远志、裴元绍,诸葛亮老婆黄月英、岳父黄承彦等等。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六十四:“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

为什么王莽会下这种命令呢?毕竟我取个名字你也要管吗?可王莽是什么人?是儒家学派巨子,领军人物,且以新圣自居,所以非常积极改变西汉末年乱象,意图恢复回儒家所歌颂的夏商周三代时的盛世。而上古至西汉时期又以一个字的名字为主,特别那些帝王的名字大都是一字。所以王莽的改革就包括名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宗这个孙子,是的,他是王莽之孙王宗初名王会宗,王莽禁二字名时,改名王宗。可谓是非常的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但是你这个孙子未免也太积极了吧,王莽还没死他就穿着天子的衣服,戴着天子的冠冕,给自己画了一幅像,还自以为皇帝继承者刻了三枚印章。所以你们说他是有多积极想继承皇位。最后被发现了,没得玩了,所以畏罪自杀。王莽又恢复其原名王会宗,以示其辱。

而这件事情后上至皇室宗亲,下至黎民百姓纷纷改名,所以在西汉末年至魏晋期间人名主要以一个字的为主,南北朝一直到现代,则多以两个字为主,现代也有三个字的名字。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