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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给了日军前所未有的打击,有效地延缓了日军疯狂进攻的脚步,为我军部署下一次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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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包括了滕县之战、临沂大战、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这几次战役。
临沂大战是由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指挥的,日军三次疯狂地攻打临沂,最后都被我军打了回去,粉碎了日军夹击台儿庄的阴谋。这次战役的胜利对全国各个抗日战场的影响非常巨大。
徐州会战中最著名的战役应该就是台儿庄战役了。日军占领滕县以后,猖狂至极,倾其大部分兵力直扑台儿庄,中国守军拼死抵抗。后来,我军实施了对日军的前后夹击,重伤了日军的两个王牌军,所以历史上称这次战役为台儿庄大捷,它大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徐州突围为我国的抗战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笔。蒋介石预先识破了敌人的意图,指示李宗仁演了一出空城计。它使敌人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为我军在后来的战争中保存了精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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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
尽管如此,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军队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6万余人,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此战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击败日本的能力。
鼓舞中国军民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十大赌博信誉平台,27]2019澳门十大赌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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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州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持久消耗战略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打击日军战略
中国军队坚守徐州地区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目的,从而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民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有力砝码。
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并下达了计划,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但由于台儿庄的失败和侵华日军当局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并由于发现中国军队大量集结徐州等情况,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造成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而留置后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2战区部队昼夜攻击。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又由于第2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和以炮击控制了机场,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飞机不足,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事实上不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日军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区。
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敌,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止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中国军队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
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地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地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捉到中国军队主力。
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
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中国军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25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的现象,对于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于自信的判断,认为中国军队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于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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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的主动与被动,取决于抗战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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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意见认为,抗战的胜利并不值得自豪。理由是:抗战八年,中国几乎一直是在“被会战”。所谓“被会战”,意即:会战乃由日军主动进攻发起,中国军队仅仅是被动防御。事实果然如此乎?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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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所凸显者,乃是对抗战史之脉络,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攻、守之势,须服从整体战略布局,乃古今中外无可置疑的战争准则。就八年抗战而言,基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其战略布局的核心有二:1、持久消耗;2、苦撑待变。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战争之初,蒋介石就已对内明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其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国既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一举战胜日军,就只能一面“以静制动”,消耗敌军实力;一面“苦撑待变”,望国际局势向有利方向发展。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至于“会战”级别的战事,究竟选择主动进攻,或是被动防御,完全取决于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譬如,为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布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军队“先发制人”,曾主动发起了参战兵力达百万之众的淞沪会战。日寇侵略华北最剧,中国却在淞沪另辟战场,乃是考虑到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尤其利于日军机动化部队的展开,中国军队倘若因卢沟桥事变而就地防御,集中主力与日军在华北对垒,其结局,必是自身既不能“持久”,对敌也不能“消耗”。相反,淞沪地区沟汊纵横,且构筑有相对完善的国防工事,日军机动化部队难以展开,中国军队既能凭借有利地势“持久消耗”对方,也能凭这种“持久消耗”,进而对国际局势“苦撑待变”。此外,如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选择退往武汉(而非洛阳等其他选项),进而动员数十个军,挑起武汉会战,其目的同样在此。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至此,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抗战的作战方针,不再致力于大规模的“会战”,而要求“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同时,徐州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相应的,日军在初期的全力进攻后,亦已力竭,被迫改变战争策略:在中国战场,“以不发生特别重大必要之事项为限,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域,将其分割为:以确保安定为主之治安区域,与以消灭抗日势力施策为主之作战地域。”此后,日军历次攻势,其目的都不在占地,而是消灭抗日有生力量。如中方所称之“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即无意占领长沙,其战略目标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政权的气势”,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显然,缺乏攻坚武器的中国军队,此时若主动对占据点、线的日军发起攻坚会战,可谓正中日军集中消灭中国抗日力量之下怀。故1940年之后,在“会战”层面,抗战确实呈现出日军主动发起进攻,国军被动防御的态势。

持久消耗战略

抗战中后期,“会战”虽防御居多,“局部攻势”仍数不胜数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抗战进入中后期,中国军队基于“苦撑待变”之战略及无力攻坚之现实,确实在“会战”层面,以防御居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整场抗战中,中国军队以消极防御为主。事实上,较低层面的主动攻击,自1939年转入“第二期抗战”之后,即逐渐增多。如1940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何应钦在报告中说道:“武汉会战以前,敌我共发生重要战斗275次(每次以我军使用兵力一师以上为准)……我军仅取攻势18次”,而“过去一年来,各战区共有重要战斗126次,我军之采取攻势者,计共47次。其余小战斗4219次,游击战斗3442次,多数由我军发动进攻。”换句话说,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从未放弃在局部战场争取主动,仍处处窥伺战机,主动出击。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再如,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发布长篇通令《各战区出击队编组区分及游击实施办法》,要求所有战区之正规军,须普遍组织各种出击队,向当面战线之敌军后方挺进,分区游击。要求“凡敌人占领之区,均有我军控置与游击”。这些“出击队”,均由正规军队组成,分便衣队、突击队、快速队、搜索连等四种不同编组模式。蒋介石并要求,每一游击分区之敌军,“在每十日之内,必受我军三队之攻击,使其永无宁日。”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再如,1941年1月21日,蒋介石再度向各战区发布长篇训令,要求其“切实遵照规定,编组训练各种出击队,分区向敌实施有机作战。……以主动之局部攻势,消耗疲困敌人,掩护国军主力之整训”。2月10日,军委会根据上述训令精神,出台“编组突击队具体方案”,要求各集团军和军,必须编组“突击师”、“突击团”,制定具体的主动突击目标,“每战区至少应规定十至十五个”。5月9日,蒋介石再发训令,将主动突击定出具体量化标准:“每一军所担负之阵地,每一月至少要有五次之动作,使敌发生恐怖,且防不胜防。”再如,1942年1月22日,军委会又要求,各集团军每月必须用一个师的兵力“每周一次,分组持续不断轮流袭击。”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略言之,类似上述来自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局部攻势”的指示与训令,可谓数不胜数,贯穿了整个抗战之始终。此外,如“反扫荡战”、“策应战”、“破坏敌伪政治经济设施作战”,也均属于“局部攻势”的范畴。

事实上,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也并非完全依赖“局部攻势”,在适当时机仍发起过部分攻坚战役。如1941年9月即发动了“反攻宜昌战役”。当时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在宜昌方面兵力空虚,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应向荆宜方面敌人积极袭攻,相机收复宜昌。”第六战区随后出动22个师,由司令长官陈诚亲自指挥,浴血奋战,几度攻入宜昌城内。

蒋介石对此役极为关注,催促“要不惜一切牺牲,三日内夺回宜昌”。最后虽因天降大雨、敌方援军赶至,目标未能实现,但亦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所说:“宜昌之战对于破坏日军之进攻湖南极为重要”。敌方战史也称,中国军队的“反攻宜昌战役”,“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意料”。是役,“敌军伤亡官兵六千四百余员……俘虏敌军二十三名……”,而中国“伤亡官兵两万一千余员,约为敌军之三倍”,可谓惨烈。

概而言之,战争中,双方均须依据实力对比与战略布局,选择攻守之势,只要能实现最终胜利,即为正确抉择。如果防御能消耗日军,自无必要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强行出击。国军之“被会战”与“局部攻势”,正是相辅相成,殊路同归。至于中国军队只懂“被会战”之说,既是对抗战史的无知,也是对抗战精神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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