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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战争

印度种姓制度臭名昭着,他同情印度独立运动

1925年到1932年期间,威廉·夏伊勒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负责欧洲、近东、中国十大赌博城市排名,印度的报道。他同情印度独立运动,与甘地交好,近半个世纪后,出版了一本对甘地的近距离观察细录,这就是《甘地的武器:一个人的非暴力之路》。来自西方的眼睛,在东方的圣者身上,看到了不少难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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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老品牌网赌网站,他比甘地更受敬重: 印度贱民领袖安倍多伽尔

2017/08/05 | 柳展雄| 阅读次数:3457| 收藏本文

去今天的印度旅游,你可以在各地看到一个人的雕像,他肩膀宽大,一手握着宪法文本,一手指着前方,这就是安倍多伽尔。他是印度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宪法的主笔人,劳工利益的捍卫者。他出身低微,通过一己奋斗成为建国后首任司法部长;为了反抗种姓文化,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将神圣的《摩奴法典》一把火烧掉;放弃仕途后皈依三宝,他引领了佛教在印度的再次复兴。

正当盛年之际,安倍多伽尔发病辞世,50万人送他最后一程,送葬队伍长达两英里。在国际知名度上,安倍多伽尔不如甘地和特蕾莎修女;在本国,他则是数一数二的公众人物,获得了人民诚挚的纪念,其雕像遍布公园、广场,多于甘地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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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最大赌场官方网站,一个贱民的自我奋斗

印度种姓制度臭名昭着,每个人一出生就会分为四个等级,最悲惨的不是最低的首陀罗,而是连种姓都没有的“不可接触者”,俗称贱民。这类人终身只能做些脏活:清除粪便、清扫街道、制革。

安倍多伽尔在这些不幸的人当中较为幸运,他出生于马哈尔群落,巴罗达土邦的最大贱民团体,传统职业是看门人、行李搬运工、递信者。英国征服者到来后,从马哈尔当中招募士兵,欧洲人用不着顾忌种姓制度。安倍多伽尔的外祖父六兄弟都是军官,其父也早年从军,退役后转业为军校教师。

他是父母14个子女里最幼小者,母亲一家在贱民阶层里比较富裕,因此能供养得起上学念书,而且上的是孟买一家私立中学。军人世家出身的安倍多伽尔,一毕业就获得了巴罗达土邦陆军中尉的任命。作为一个贱民,其职业生涯实属一帆风顺,但他志向远大,希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巴罗达土邦的王公计划派一批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其他种姓的人畏葸不前。印度教文化禁忌出海,甘地就因为越洋去英国求学而一度被开除出种姓。年轻气盛的安倍多伽尔自告奋勇参加了留学计划,他没有种姓可失去。思想开明的王公很欣赏这个年轻人,资助了他的学业,保证归国后让他在土邦担任十年公职。

正规赌博十大app排名,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可能是安倍多伽尔人生中最舒适、快乐的日子。他不用遵守印度教的繁文缛节,能够跟其他人平等相待,一起写字、娱乐、休息。3年后,他学业有成,回国报效。巴罗达王公有意培养他成为财政部长,先给了军事秘书一职作为锻炼。但他的命运就此急速下沉,从回国第一天起,安倍多伽尔就感受到了种姓文化的桎梏,没有一个公务员愿意去码头迎接他,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接待贱民,最后他在一个拜火教徒开的小店找到容身之处。

入职上班后,没有一个同事跟他接触,甚至不拿他写过的文件。有次,安倍多伽尔走在路上,遭到警察的凌辱。他写个纸条请求王公解围,但社会习俗的惯性如此强大,以致于国君也无法阻挡。安倍多伽尔身心俱疲地坐在一棵大树下,泪如泉涌,他无奈辞去职务,做其他营生。

此前,安倍多伽尔希望通过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学生时代,老师不会向他提问题,也不触摸他的作业本,他加倍刻苦读书,学校不向贱民教授梵语,他就自学。长大成人的安倍多伽尔总是一副精英打扮,戴着圆框眼镜,梳着大背头,西装革履,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是贱民,然而相处时间一长,纸包不住火。他先后做过大学教授、公司会计,还创办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每次但凡种姓身份被识破后,别人就拒绝合作。

现实的屡屡碰壁终于令他觉醒,只有改变整个印度的政治文化,他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生活。1920年代他在伦敦修习学位,拜访了印度事务大臣蒙太古,在这位改良派人士的鼓励下进入政坛。

“贱民在印度猫狗不如,这怎么是我的祖国?”

近现代南亚政要里,没有谁的崛起速度比安倍多伽尔更快,提拉克、甘地、真纳均熬了数年资历慢慢上升。安倍多伽尔崭露头角,几乎是一下子成为贱民运动的领袖。1918年他还是一个大学里的教书先生,两年后在印度第一届贱民大会上,他首次公开亮相,便获得中央省18个马哈尔群落的支持。

全球网赌十大平台,安倍多伽尔的火箭式飞跃,一方面依赖贱民团体的热烈支持,千百年来他们备受压迫,当终于有人燃起斗争,贱民立即添柴加火;另一方面,他长袖善舞,结交开明派高层人物,1920年的首届贱民大会背后就有几位土邦王公的支持,对于殖民政府的进步举措,他第一时间予以响应。

1926年,英国在部分地区进行民主试验,安倍多伽尔抓住机会入选孟买立法委员会。在他的动议下,“马哈德池塘”事件发生。在广大的乡村和城市,印度教徒、基督徒、穆斯林都可以使用水井,唯独贱民不能,生怕污染不洁。安倍多伽尔小时候有次赶路,口渴难耐,跑到一个饮水池,结果被人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痛打。1924年,孟买宣布向贱民开放公用水源,但是没人敢执行这个法令,当选立法委员的安倍多伽尔召集群众,在孟买南部的小城镇马哈德汇合。这是一场领袖威望的测验,1927年3月19日,方圆百里内的贱民部落都赶来了,大约1万人扛着面包,搭了个临时帐篷,来看这个新兴领袖。安倍多伽尔以高亢的声音呼吁,贱民接受义务教育、服兵役,政府应当为贱民提供旅社、帮助就业,贱民的权利不能靠祈求,而是自己斗争获得。演讲完毕后,他带着众人穿过大街,径直走向公共池塘,亲自饮用了第一口水。

1930年,安倍多伽尔发起下一个运动“纳希克寺院事件”。虽然贱民敬拜印度教的神灵,庆祝印度教的节日,但印度教的庙宇从不向他们开放。3月2日,1.5万个贱民云集在纳希克(Nasik,印度教的一大圣地,周围有石窟和沐浴场,风景优美),要求进入寺庙,敬拜罗摩大神。认同斗争往往以被压迫者模仿压迫者为起点,早期女权主义者剪短发、穿裤子,模仿男性的装束。贱民运动也是如此,他们一开始模仿婆罗门的生活习惯,饮用“洁净”的食物,渴望获得社会接纳。但高种姓人群感到自己受冒犯,“马哈德池塘”事件中,贱民刚喝完水,其他种姓的印度人拿着竹棍上街闹事。村里的祭祀主持“净化”仪式,向池塘撒牛乳,抽干了108个池子,去除了贱民所污染的水质。

澳门十大赌场网上注册,“纳希克寺院事件”影响更为严重,婆罗门僧人把贱民挡在门外,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斗殴持续数天。经过挫折,认同斗争转到新方向,安倍多伽尔对印度教不抱有期望。1931年,他拜访甘地,未料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争吵起来。

甘地出身于首陀罗,理解底层的苦难,他曾说过“与其让贱民制度留存,还不如让印度教毁灭”,“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转世为一个贱民,以体验他们的不幸、痛苦和污辱。”甘地为这个阶层取了个新的名字“哈里真”,意为神的子民。然而,甘地并不想废除整个种姓体系,只要贱民能纳入首陀罗阶层就足够了。圣雄一辈子虔信宗教,熟读《薄伽梵歌》,安倍多伽尔则不信梵天诸神,还当众焚烧《摩奴法典》,因为这本书确立了各种姓的尊卑高下。

留美时期,安倍多伽尔观察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发现白人夫妻常常雇用黑人厨师以及黑人乳母。然而在印度,高种姓家庭宁死也不会让贱民烹制食物或哺育婴儿。奴隶如果勤恳劳动,还能赎身重获自由,而贱民到死都是贱民。8月14日,甘地邀请安倍多伽尔参加反英爱国运动,对方说道:“我没有祖国,贱民在印度猫狗不如,连一滴水都喝不上,这片土地怎么能是祖国?”

英印政府实施大规模民主后,两人的矛盾深化。安倍多伽尔拿出一份孟买辖区的统计数据:婆罗门选民有9077人,马拉塔选民有4741人,穆斯林选民1830人,而马哈尔选民仅仅有55人。

民主改革试图给以人民自由,却始料未及地使人民更加分裂,锡克人、穆斯林等团体认为自己不同于印度教徒,应当获得区别对待,成立单独选举区。安倍多伽尔迅速跟进,宣称贱民在四大种姓外,也不属于印度教群体。

得知情况后,平素温和的甘地变得异常愤怒,表示这种分裂行径不可容忍,并且用绝食抗议。安倍多伽尔身边好友劝他赶紧进行和解,不然圣雄可能活活饿死。他以轻蔑的口吻说:“如果甘地想吃东西,就跟我一起吃好了。”按照传统种姓观念,贱民地位卑贱,没有资格和其他印度人共同进餐。

甘地肯定是愿意跟贱民同食,他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大党全心全意为所有印度人谋福利,绝不会以宗教、出身来歧视公民。安倍多伽尔最终禁不住舆论压力,抵达甘地所住的浦那城,达成一份妥协计划:贱民的席位增加了近一倍,但不能单独组建选举人团,国大党保证能够维护贱民利益。

“你接受了协定。”甘地语重心长地说,“这意味着你接受了你是印度教徒这个身份。”安倍多伽尔显然没领情,《浦那协定》签署后与甘地终生为敌,形容他“糟糕”“卑劣”“病态”,称呼甘地领导的那段时期为“黑暗中世纪”。安倍多伽尔在一次公开场合声称,自己出生是印度教徒,但死的时候肯定不是印度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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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英国殖民者

浦那妥协后,安倍多伽尔再没能力组织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跑到甘地阵营去了。1937年宪政试行的各省选举中,国大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党魁尼赫鲁宣称:“当今印度只存在两股力量,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国大党。”

甘地延揽了全国各地的精英,而安倍多伽尔的活动范围不超过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首府为孟买,纳希克寺院、马哈德池塘都在该邦范围内)。1926年,他当选为孟买市的两位议员之一,后来组党获得孟买11个席位,成为在野第二大党,再往后的选举每况愈下。

安倍多伽尔先后组建了独立劳工党、表列种姓联盟,均以失败告终。独立劳工党组织涣散,从不定期开会,议程完全顺着安倍多伽尔的个人作息时间;表列种姓联盟参加印度独立后的普选,竟然凑不出足够多的候选人,安倍多伽尔晚年只能退出政坛。

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教授,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党鞭,根本竞争不过纪律严明的国大党。走投无路下,安倍多伽尔做出了极具争议的决定——投靠英国殖民者。二战爆发后,伦敦在未征得印度人的同意下宣布备战,甘地、尼赫鲁抗议,结果被投进监狱;安倍多伽尔选择了合作,成了官府的座上宾。

究其本意,他对英国的态度暧昧模糊。一方面,贱民阶层是英国统治的牺牲者,在殖民者造成的饥荒、经济萧条中,贱民承担了最重的伤害。安倍多伽尔留学读书时写下《英属印度省财政的演变》,大意是银行家通过操纵卢比与英镑的汇率,压榨人民的血汗钱。这篇论文太过大胆,以致于导师强烈要求修改。

另一方面,英国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铁路、电报、法治精神,一些开明总督废除了焚烧寡妇的陋习,从婆罗门手里解救了贱民。安倍多伽尔所属的马哈尔种群便为明证,他们构成英属孟买陆军的最大兵源。丘吉尔很早就说过,假设英国人撤退,高种姓印度教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迫害贱民。

正规赌博十大平台排行,安倍多伽尔的观点跟马克思很接近:“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甘地不一样,他反对英国食物、服饰、工厂在内的一切英国东西,印度人里没有谁比他更具民族主义情感。

安倍多伽尔不期盼彻底独立,如果英国人赋予自治权,他就很满足了。对国大党发起的历次反英运动,安倍多伽尔一次也没参加。1928年,孟买政府试验代议制,他立刻参选,其他7个立法委员都是英国人。1939年,尼赫鲁率党员集体辞职,安倍多伽尔抓住这个空档期,迅速上位。他先担任内阁的劳工部长,接着选入国家安保委员会。英印政府取消了大部分集会游行,给他亮了绿灯。1942年贱民大会照常召开,吸引了7万人参加,马哈尔群落发挥拥军传统,组建了防卫部队。

长久以来,安倍多伽尔处于甘地的阴影之下,局限于孟买一隅。如今他一跃进入中央,成为全国性领袖。

退出政坛复兴佛教

按照客观功绩来论,印度独立最大的功臣当属希特勒,德军给大英帝国造成的打击超过了甘地所有的非暴力运动。1947年,米字旗从南亚次大陆降下,尼赫鲁从监狱里放出来,昂首阔步踏入总督府,安倍多伽尔则调入宪法起草委员会。

十大网络赌博排行榜,国大党没有报复安倍多伽尔与英国人合作的行径,这足以证实印度人的妥协和解精神,也表明英国的代议制试验是有效果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有7个成员,一个辞职,一个在任期内死亡,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忙于国家公务,还有两个在新德里从政,立法重任落在安倍多伽尔身上。他学历比谁都要高,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个博士学位,伦敦格雷律师学院的律师资格证。司法独立、人身保护、信教自由,这些公民权利都由安倍多伽尔提出并通过,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印度法治变得糟糕,不是因为宪法不行,而是执法的人不行。”

文化态度上,国大党分为两派,世俗主义派和印度教保守派,后者想把宗教信条如禁酒、禁止杀牛、提倡乡村道德等列入宪法的“基本权利”,安倍多伽尔挫败了这一企图,这些条款被移入“指导原则”,没有强制性约束力。圣雄甘地的名字原本要写入宪法序言,也被否决。

制宪大业完成后,安倍多伽尔立即投入新工作,即出任司法部长,起草最低工资法案、累进纳税法案。他还关心女权利益,认可妇女的选举权、同工同酬。原本这些法案有机会通过,可惜因缺少社会主义党派的赞成票而全部流产。1954年印度举行普选,安倍多伽尔竞选失败,黯然退场。

印度的佛法复兴运动始于1891年,几个斯里兰卡僧侣来到大陆传教,10月份他们邀请中国、日本、缅甸等代表召开国际佛教会议。印度的佛塔古迹得到修葺,佛经重新整理出版。巧合的是,安倍多伽尔在同一年出生,他年轻时读过乔达摩·佛陀的宝训。两千年前,释迦牟尼打破旧教义,宣布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中世纪,婆罗门祭司卷土重来,复辟了统治。

网赌app下载,安倍多伽尔对佛教了解愈多,愈心悦诚服。他考证出,佛陀跟众弟子坐而论道,就是代议制雏形,民主是印度的旧有传统,只不过后来被婆罗门消灭了。不管这个论点是否有学术意义,至少圆满衔接了传统宗教跟西式民主。安倍多伽尔还惊喜发现,佛家菩萨的仁爱能克制暴力斗争,防止贱民对其他种姓人群发泄仇恨。

1935年“马哈德池塘”事件后,安倍多伽尔宣布退出印度教,到了1956年才正式皈依佛门。中间二十年,他也在寻求其他宗教的奥援。基督教受到英政府的扶植,是印度最有势力的教会,可改信耶稣就意味着物质、精神的彻底西化,安倍多伽尔无法再承受“叛国”骂名。

二战前夕,伊斯兰教团伸出橄榄枝,阿拉伯国家派代表访印,承诺只要安倍多伽尔成为穆斯林,领袖地位非他莫属。先知穆罕默德兴起后,阿拉伯军队不断南下,近代印度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信仰真主。伊斯兰理论上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集中在西北地区和孟加拉的老信徒作梗而没有联合,他们害怕安倍多伽尔篡夺教位。

印度还有锡克教,以公平正义、扶贫济弱为宗旨,神庙每天给穷人提供免费食物,但跟安倍多伽尔没能合作,原因也是老信徒不肯接纳贱民。佛教成了终极选择,它发源于印度本土,信佛算不上背叛民族,同时这也是个新兴宗教,没有旧势力的阻碍。

1956年10月14日,一场无遮大会召开,规模前所未有,50万贱民参加。安倍多伽尔完成渡戒仪式,在他的引领下,佛法重振,今天印度90%的新佛教徒来自于贱民阶层。不幸的是,疾病于当年12月夺走他的生命。

在安倍多伽尔出生的时代,仅有0.13%的贱民会读书写字,1946年第一所贱民大学建立,到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贱民受过教育。医疗、就业、从政方面,他们也获得了平等对待,1996年第一个贱民登上邦长职位。这些成就当仁不让归功于安倍多伽尔,他突破了种姓固化,放开上升渠道,让贱民能有尊严地生活。

甘地的局限:反现代化

   1982年英国/印度;片长:188分钟;导演:理查德-阿顿伯罗Richard
Attenborough;主演:本-金斯利Ben
Kingsley。本片荣获1982年第5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等8项大奖。导演兼制片阿顿伯罗为这部影片筹划二十年,最后用三年的时间,雇佣八十名英国演员和一百名印度演员并完成了这部巨片。《甘地传》一举获得了奥斯卡八项主要奖,票房也非常成功。主演本-金斯力本人就是英、印混血儿,扮演甘地形神兼备,演技亦十分出色表现。

留英回来的甘地,对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看法完全是不合时宜。《印度自治》一书阐述了他的建国和施政理念,不仅雷倒了夏伊勒这个外来者,也让国大党的其他领袖不以为然。夏伊勒回忆,作为接班人的尼赫鲁多次公开表达对甘地的恼怒。

   No man’s life can be encompassed inone tellings.There is no way to
give each year its allotted weights, to include each event,each person
who helped to shape a lifetime.What can be done is to be faithful in
spirit to the record and try to find one’s way to the heart of the man.
——the director

甘地对印度传统文化充满自豪感,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性,同时蔑视现代化。根据甘地的设想,现代文明的实质即西方文明是邪恶的,一个理想的印度大陆不应该有铁路、工厂、军队等产物,医生和律师人数要尽可能少。三亿国民靠着非暴力、求真理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能拯救堕落的西方人。

    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就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甘地

非暴力精神并非甘地独创,而是来自印度教、耆那教。出身于刹帝利的甘地,身体力行地倡导取消贱民制,却希望保留剥夺人平等的种姓制,他认为职业传承能使人安分守己。这自然让夏伊勒吃惊。幸好,在精神领袖甘地之外,有一位负责实务的政治领袖尼赫鲁,以及贱民领袖安培多伽尔。后者是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三驾马车一起领导、影响了印度独立和建国。奠定建国方针的尼赫鲁,跟安培多伽尔站在一起,抗拒了甘地追随者要求建立村社统治制度,抛弃文官制、英式议会制、工业化的乌托邦诉求,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国家。

一句话概括,甘地的局限性在于他对现代化的简单抗拒。

   48小时之前,我观看了电影《甘地传》,久违了的感动再次涌上心头。这部史诗性传记大片叙述了圣雄甘地伟大的一生。

甘地的成功:不可复制

    影片从甘地被暗杀开始倒叙。1893年印度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年轻的律师甘地在南非旅行时,被火车上的英国人指认出是印度阿三。尽管当时的甘地皮肤较白皙且富有涵养,一派绅士风度,但还是被残忍地踢下了火车。从此甘地亲眼目睹了其同胞(包括他自己)所受的种种欺凌,决心为维护同胞的权利而斗争。“一定要反抗”——这是年轻的甘地唯一感到要做的。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何以能成功?惟一的决定性因素是,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很幸运,他的对手是有宽容、公正制度的英国。尽管甘地多次入狱,但都受到了当局的文明对待,在狱中有特权,更未受皮肉之苦和思想改造。自始至终,甘地都享受到基本权利,他始终是西方新闻界的宠儿,英国大众对他也是宽容的,即便是因他抵制进口服装而失业的工人。

    首先,他和当地同为印度人的商人决定先要反抗不公平的法律。于是他们开始了烧毁大英帝国在南非发放的通行证。在第一次的演讲活动中,甘地就确定了他一生的运动方式“非暴力不合作”。尽管在烧通行证的时候,甘地遭到了毒打,但他仍然不停地将通行证放进烈火中,年轻的甘地在用他的实践证明着海明威的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1931年,夏伊勒全程陪同了甘地的英国之行,近距离见证甘地受到的待遇。火车一到伦敦,就有数千名支持者来欢迎他,印度事务部的官员给他当司机,汽车刚到旅馆,即发现几百人伫立雨中等候,旅馆大厅里更是聚集了来自议会、政府、国王、教会、工会的1500多人。他会见了从议员到纺织工人的各界人士,甚至以恢复棉布贸易来煽动英国工人向政府施压支持他。

    在南非,甘地由于身为小有名气的律师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他并借此结识了一些在他生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记者朋友。受哲学家鲁斯金《给那最后的》一书启示,甘地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创办凤凰村,奉行没有阶级压迫、种族歧视、人人自食其力的“乌托邦”理想。
其中包括感化自己13岁就开始缔结姻缘的妻子来洗刷厕所,而这本来是下人们应干的活。

内因上,甘地有极高的表演天赋。赤裸上身,腰上系一块土布,坐在一架小纺车面前,素食、禁欲、静修,他用东方元素装扮一身。在信息传播尚不够便捷的时代,当西方看到一个风俗习惯、生理习性与自己迥异的东方人居然也能将普世价值掺杂着玄学出口成章,当然是大为惊讶和欣喜。他还可以穿着缠腰布去见英皇乔治五世,在会议上能突然中断讨论,兀自做让英国人陌生的祈祷,高唱《薄伽梵歌》。同时,甘地善于利用媒体,夏伊勒一接触甘地就已经意识到。除了使甘地个人在媒体上大放异彩外,每一次非暴力行动都会由媒体来放大效应,如著名的向食盐行军活动成为与新闻界互动的大狂欢,之后进占达拉萨那盐厂行动更是在美国1350家媒体上刊登。

    1894年5月22日,甘地发起成立了南非印侨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一次大会中甘地说到:“我不会为任何主义而杀人。不论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绝不还击,绝不杀人。他们将会把我们关起来,罚我们的钱,没收我们的财产,可是只要我们坚持,绝不能抢走我们的自尊。我要求你们去反抗,但是要对抗他们的愤怒,而不是挑起他们的愤怒。通过我们的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会看清自己的不公正。这和攻击他们具有一样的杀伤力。但是我们不能输,他们可以折磨我,甚至杀了我,但他们得到了我的尸骨而不是我的屈服。”由于组织印侨工人罢工,甘地屡次被关进监狱,自此开始了他名不虚传的“大坐牢家”的生涯。

甘地背后:被光环遮蔽的力量

    由于他不懈的斗争和合理的争辩,甘地先后多次被释放,遂于1915年再次回国。回国后甘地到处旅行,观察印度人民的生活。在印度他通过提倡非暴力政策赢得了贫苦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在一次国大党的演讲中他说:“除非我们和在烈日下劳动的人们一起同甘共苦,否则我们就不能代表印度,也不能以国家之名来对抗英国。”

政治一向是力量的博弈,并非谁占据道义制高点就可以所向披靡。其实,除了英国的撤出之外,印度实在没有获得独立的方式。退而求其次,印度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不只有广为人知的甘地,它有很多同等重要的关键词:国大党、穆斯林同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印度政府法案、1937年选举……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实施了省自治。1937年的省立法会议选举进一步完善省自治,不过加速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破裂。尤为重要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都坚定站在英国一边,让英国很领情。这才是甘地政治智慧中难得的闪光点。印度独立的同时,印巴分治,空气中弥漫着种族屠杀的血腥味。甘地对此手足无措,再次祭起只会对英国有效的法器——绝食,尽管他相信非暴力绝不会导致丢命,但对政治认知和实践上的自负,导致自己也成为上百万牺牲者中的一员。他能发动群众运动,却无法控制,一个激进的印度教徒枪杀了他。

    面对持续不断地和英国警察的冲突,以及后来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甘地悲叹道:“以眼还眼,只会使整个世界都盲目。”虽然屡遭挫折,他还是坚持用绝食等手段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甘地再次绝食,使秩序得以恢复。但即使这样,狂热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能理解甘地,遂在一次集会中将甘地刺杀。

    虽然甘地一再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能同意分治印度。”但甘地死后的世界历史我们都已清楚,印度被分成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战争不断,民族仇恨死灰不灭。而到了1971年东西巴基斯坦又被分为: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蒙巴顿评价甘地说“在人类历史上与释迦牟尼和耶稣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纵观此片,此言不假。爱因斯坦也尝言,后世子孙很难想像,这世上居然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没有任何私心、权力欲、物欲、狭窄思维的小个子,创造了印度的奇迹。

    我记得当我在中学的时候,甘地倡导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法也曾经在历史课本中被我们批判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面对美国记者的询问:“你真的相信非暴力的方法能对付希特勒这种人吗?”时,甘地答道:“会有挫折,也会有极大的痛苦。但是在这场战争(指印度独立斗争)中就没有挫折、没有痛苦了吗?人们不能接受不公正的事,不论对方是希特勒或是任何人。一定要努力让人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并且愿意以身殉之。”可是问题来了,印度人民面对的至少是较为“文明”的英国。而如果换作穷凶极恶、赶尽杀绝的纳粹或日本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带来什么呢?他们会讲文明、道德吗?面对毫无同情心,并且丝毫无视“不公平”现象的敌人,非暴力也许只能带来亡国灭种。在这个问题上国情的不同似乎比某种哲学更值得考虑。

    现在我们的确可以说,甘地的做法非常适合印度的情况。学过历史的人都晓得,甘地主张非暴力与不合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用不合作来发动群众,反对英国殖民者,迫使殖民当局作出有利于印度资产阶级的让步;另一方面,又用非暴力来限制群众运动,防止社会改良转变为革命,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利益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

    甘地以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也就是“satyagraha”(真理非暴力),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而这种哲学思想直接来自印度经典《薄伽梵歌》。

    甘地曾在自己71岁生日的时候在一篇社论中说到:“我相信,所有国大党的党员们都极欣赏20多年中,运用非暴力与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合于逻辑的结果,即抵抗敌人进攻的方法应该和赶走敌人的方法相配合,而前者显然比较容易。事实上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个强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没有人敢响应非暴力的方式。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工作委员会决定了采用武装暴力来保卫印度,那么过去20多年国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训练便等于徒劳。而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印度不曾好好武装的悲剧责任,放在领导非暴力的我的身上。”“我从不会鼓吹或支持武装的训练。相反地,我全力反对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眼前,我也并不反悔过去,我有不变的信心。世界各国中只有印度能学非暴力艺术,哪怕就在今天来考验,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印度即便是为了保卫边疆,最好也还是完全放弃暴力,因为印度参加武装竞赛就等于自杀。印度既丧失了非暴力,整个世界便无希望。我必须保持过去半世纪我所坚持的信条,希望最后印度会服从非暴力,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三

    在个人生活方面,甘地认为,幸福不是来自物质享受——即使是20世纪的物质享受,而是来自工作和你的所作所为。甘地用他一生对于印度独立的追求,最好的向我们诠释了这句话。只有像甘地那样将一个“小我”提升到整个民族的“大我”,我们才可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幸福。

    另外,甘地为了更好的与神接近,几乎放弃了婚姻生活。他奉行的苦行僧式的个人克己生活制度包括素食,独身,默想,禁欲,一周有一天不说话,放弃西服而穿了印度土布做的印度传统服装莎丽服,用纺车纺纱,参与劳动。

    在影片的结尾,甘地的话再次浮上屏幕:“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就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
    甘地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即使是面对这部有点长的(超过三个小时)电影,我想你也不会拒绝。

附甘地生平:

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邦。
  1876年随父迁入拉奇科特邦,在此就读小学与中学。
  1882年13岁的甘地与同龄女孩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父亲逝世。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夭折。
  188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巴纳迦尔城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就读。
  1888年9月,甘地只身赴英深造。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伦敦大学学业,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等法院注册,12日启程回国。回国之初,甘地先去孟买当律师,历经挫折。半年后重返拉奇科特,依靠其兄的帮助,勉强维持律师业务,没多久又辗转到波尔班达王公手下供职,为其争权夺利,深感苦闷、压抑。
  1893年5月底,应聘抵达南非处理一宗40000英镑的债务纠纷,在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途中遭受了一连串歧视,开始关注南非印侨的处境,并力图予以改善。
  1894年甘地打赢了第一场官司。在南非印侨为之举行的饯别会上,偶然得知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旨在剥夺南非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决定推迟归期,领导南非印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在纳塔耳高等法院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5月22日,发起成立了南非印侨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下半年,为一个可怜的泰米尔人声张正义,因而在南非契约工人中声名远扬。
  1896年夏,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人士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宣传南非印侨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11月,携家眷返抵南非。继续从事律师业务,为南非印侨谋取正当权益。
  1899年10月,英布战争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为英军效劳,直到1900年2月印度救护队解散。
  1901年12月,携妻儿返回印度,参加国大党的加尔各答年会,向大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问题的议案,获得通过。与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过从甚密,随后开始坐三等车旅行各地,在拉奇科特、孟买重操律师业务。
  1902年12月,被南非急电招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侨平等待遇,没有结果。他决定定居约翰内斯堡,坚持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04年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报》(周刊)。受哲学家鲁斯金《给那最后的》一书启示,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创办凤凰村,奉行没有阶级压迫、种族歧视、人人自食其力的“乌托邦”理想。
  1906年4—6月,南非发生“祖鲁人叛乱”,甘地解散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前往德班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救护队,开赴前线。“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立下绝欲誓言。8月22日,德兰士瓦政府公布亚细亚法草案,其中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登记并领取带个人手印的身份证,随时接受检察,否则要被处以重罚或驱逐出境。甘地组织了请愿团和抗议集会;11月,甘地赴伦敦请愿游说,试图通过合法途经实施补救。英殖民大臣额尔金宣布:亚细亚法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1907年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又通过了亚细亚法,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反歧视性立法。12月27日,政府传讯甘地及其他24名领袖,28日,甘地及其同志以无证居留罪被判驱逐出境。
  1908年1月10日,对甘地的判决开始执行。甘地发表声明,要求改判重刑,政府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将其押往约翰内斯堡监狱。甘地入狱,反政府情绪激化,史末资屈于压力与甘地秘密谈判,达成协议。31日,甘地获释。5月9日,印侨完成自愿登记,但政府背信弃义,甘地决定再次发动反击。9月29日,甘地被捕,被关押在伏克斯洛斯监狱。10月16日,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后恢复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因夫人病重回到德班。
  1909年1月15日,返回德兰士瓦,因无身份证被驱逐出境,几次违抗,被判刑3个月。5月24日刑满出狱。6月23日,甘地率团赴伦敦请愿,徒劳无获。11月13日,离开伦敦。回南非途中,写就《印度自治》一书。
  1910年5月,甘地接受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的捐献,创建了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其影响。1910年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领取3英镑生活费,全部积蓄捐献于南非公益事业。
  1911年2月,由于甘地领导的南非印侨斗争,南非政府公布新移民法,对亚洲人入境不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甘地同史末资达成临时协议。南非政府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6月1日,在押的非暴力抵抗犯全部获释。
  1912年10月22日,印度国大党领袖戈卡利访问南非。11月15日,戈卡利与南非政府达成谅解,南非当局废止“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种够歧视的内容,取消3英镑人头税。但南非政府口是心非,一如既往推行旧制。
  1913年9月13日,甘地再度组织印侨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10月28日,甘地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示威长征。途中,甘地几度被捉,几度具保外释,11月10日上午,示威长征者全体被捕,11日上午,甘地被判刑9月或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入狱。甘地入狱引起纳塔耳印侨更大的反抗,政府高压亦无效。
  1914年1月,史末资与甘地取得协议,取消3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婚姻的合法性,同意印度人持有按手印的移民证即可进入南非。7月,甘地离南非前往伦敦。适值“一战”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自己因病于12月启程回国。
  1915年1月,甘地回国。受到隆重欢迎。回国之初,甘地在国内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5月在阿赫米达巴德创立了真理学院。
  1916年甘地继续旅行各地,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
  1917年甘地采取实际行动,尝试非暴力抵抗斗争。2月9日开始,鼓动废除契约劳工制,接着奔赴三巴朗,调查佃农受剥削的情况,迫使政府废除了对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并开始在那里从事建设性工作。
  1918年2月,甘地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前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他支持工人罢工,并以绝食鼓舞工人士气,迫使资方让步。后又前往凯达地区,组织农民非暴力抗税,迫使政府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4月,应印度总督之邀,参加作战会议,在总督答应考虑自治领地位和哈里发问题后,支持募兵决议案。7月,“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公布后,国大党内出现分裂,温和派主张全盘接收,激进派表示拒绝,甘地主张有条件的接受方案。
  1919年3月,剥夺人民民主的“罗拉特法案”公布。甘地抱病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4月6日,全国总罢市。政府血腥镇压酿成阿姆利惨案与旁遮普暴行。18日,甘地要求暂缓非暴力运动。同一时期,甘地接办《青年印度》与《新生活》两刊物,宣传非暴力主义。10月17日,得到政府许可后赴旁遮普调查旁遮普事件真相。11月24日,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赴德里主持召开了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会上甘地首次提出“不合作”一词。12月,出席国大党阿姆利则年会,提出谴责人民暴力案及主张对正式颁行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予以接受,因此与国大党元老提拉克、达斯等意见分歧。会上甘地受命调查旁遮普事件,负责修改党章和为纪念阿姆利则惨案募捐。
  1920年3月19日,甘地在哈里发运动中提出不合作运动计划。5月14日,印度政府公布的协约国瓜分土耳其条款及5月28日亨特委员会调查节使甘地放弃了对大英帝国的幻想,坚决走上了不合作之路。8月1日,甘地在未取得国大党大会通过之前,率先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经过激烈争议,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提案。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确认了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精神,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及其建设性纲领。自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从而开始了国大党的“甘地时代”。
  1921年2月,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蔚然成风。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也出现了暴力冲突与农民暴动。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集中精力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推广土布。7月31日,甘地聚众焚烧洋布,各地响应。9月,甘地宣布每天纺纱半小时,从此以后,放弃任何服饰,只缠一块手工纺织制作的腰布,必要时搭一块土布披巾,剃光头发。10月,甘地等50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兄弟,再次准备发动不合作运动,获11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总督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恢复人民言论自由,限政府7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月5日发生暴力事件,甘地决定取消拟议中的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纱、改革和教育性工作,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挫。3月10日,甘地被捕,判刑6年。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施行手术后,获释出狱。此时,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严重的离心倾向,国大党分裂为主张参与立法会议的“自治派”和坚持不合作路线的“维持派”,印穆团结局面被破坏,宗教冲突严重。甘地提出集中全力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中心工作,以重振士气,维系民心。为平息教派冲突,他绝食自苦,为团结“自治派”,他主动让贤,并压制支持他的维持派,获得国大党和人民再度信任。
  1925年甘地旅行全国各地,推广其建设性方案。
  1926年甘地因健康原因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开始撰写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连续3年。
  1927年甘地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12月,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通过贾·尼赫鲁的“独立案”等一系列激进纲领,甘地暂时保持沉默。
  1928年年初,甘地返回真理学院。1月12日,在《青年印度》上发表声明,批评国大党通过的独立案,流于空想和形式。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印,印度各阶层一致抵抗,出现有利的革命形势。甘地批评运动中出现的苏俄暴力斗争方式,但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讨论宪法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尖锐冲突。甘地提出折衷办法,如果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自决案不能在1929年12月31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国大党将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布独立。
  1929年1月,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开幕式,并通过给买主发票签名及加盖全印土布协会印章等方式鼓励服用土布。2月,甘地又开始焚烧洋布。5月,甘地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号召在1930年8月前要组织75万党员,准备迎接革命高潮。10月31日,印度总督欧文发表声明,表示准备举行圆桌会议并声称英国准备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领袖会议”,通过联合宣言,提出了参加圆桌会议的各项条件。但是英国政府对欧文总督的谈话予以澄清,表明英国并不准备给印度自治领地位。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印度人士的谈判无果而终。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并准备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26日,印度全国举行独立誓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包括降低卢比兑换率、降低田赋、减少军费、削减英国官员薪俸、保护关税等11项具体要求,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即发动不合作运动。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3月2日,甘地再次致信总督,重申11点要求,希望总督立即答复,总督拒绝。3月12日,甘地发动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全国积极响应,英国政府残酷镇压。5月4日,甘地被捕,全国人民报以更大规模的斗争,英国当局无法控制局势。7月,为缓和矛盾,英国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呼吁各党派领袖参加,并开始同狱中的甘地及尼赫鲁父子谈判,英国政府拒绝和谈条件,谈判破裂。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
  1931年1月26日,为缓和矛盾,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2月17日——3月5日,甘地赴德里与欧文总督谈判,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休战。这一协议遭到国大党左派及群众的不满抗议。3月,全印委员会通过甘地——欧文协议,还决定派甘地到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因政府无意履行休战协议和在印穆关系上设置障碍,甘地表示不出席圆桌会议;8月25日,甘地赴西姆拉会晤印度总督威灵顿,政府答应履行甘地——欧文协议,对破坏协议事件实行调查,甘地最终同意前往伦敦。9月7日——11月28日,甘地出席伦敦圆桌会议,英国政府无意给予印度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国大党想通过与英国谈判解决独立问题,希望破灭。12月28日,甘地返回印度,政府在他出国期间不仅未遵守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一切和平均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4日,甘地及国大党主席被捕,运动进入低潮,甘地在狱中发动“哈里真”运动。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英国首相撤销“贱民”保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将绝食至死。9月20日开始绝食,25日,国大党领袖与“贱民”协会代表就议席问题达成协议,全印宗教领袖也签署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贱民”将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样的平等权利。26日,甘地停止绝食。
  1933年2月11日,甘地主办《哈里真报》(周刊)。4月15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表示,他将以绝食为主要手段解救“贱民”。30日,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5月8日上午,政府释放甘地。甘地出狱后,仍坚持绝食21天。随后,召集国大党领袖开会,决定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改由个人的不合作运动。7月26日,甘地宣布解散真理学院,以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不合作运动。31日,甘地率33名真理学院师生踏上征途到农村作长途宣传。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员全体被捕。3天后获释,但被禁止离开浦那,甘地不从,被判刑1年。8月16日,甘地抗议政府阻挠其在狱中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表示绝食至死,绝食1周后,甘地濒临死亡,政府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9月13日,甘地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将集中精力于解放“贱民”。9月30日开始作募集“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历时将近1年。行程12500英里,募得基金80万卢比。
  1934年4月7日,甘地发表声明,劝告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人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一斗争,恢复不合作运动必须经他同意。这一声明,遭到国大党左派的谴责和右派的不满。他表示将退出国大党。9月10日,甘地阐述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并提出了他留在国大党的先决条件。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孟买举行,与会代表无法接受甘地的条件,甘地决定退党。甘地退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加立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专心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否决了印度政府组织法,甘地出席会议,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主席。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西迦昂的一个偏远小村,住进茅棚,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12月,国大党年会重申不与印度政府合作的一贯立场,还通过有关降低地租、田赋等土地纲领,甘地未出席大会,但发表声明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年年初,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获全胜。甘地提出,在英国省督保证不干预国大党政府的条件下,国大党可以接受部长职务,为国大党领导机构采纳。但国大党在各省上台执政后,暴露出各种问题,阶级关系尖锐,党派分歧与宗教冲突严重,甘地不得不花更多精力解决国大党面临的难题。
  1938年4月,甘地与真纳会谈没有结果,印穆关系进一步恶化。9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甘地提议授权参政的各部部长,对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
  1939年1月~4月,国大党新主席选举时,激进派领袖鲍斯当选,而甘地支持的席塔玛利亚落选。甘地施展手腕,迫使鲍斯辞职,改选右派领袖卜纳沙德。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甘地加紧宣传其非暴力主张,并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断提出见解。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印度总督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5日,甘地应邀会晤总督。甘地以个人的名义表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考虑,他同情英法。9月13—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尼赫鲁起草的决议,谴责法西斯主义及其侵略行为,表示除非英国把印度当作平等国家看待,并明确保证在战后给印度独立,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否则不支持英国作战。15日,甘地发表个人声明,原则上赞成工作委员会决议。10月17日,林利兹戈在继任总督时发表白皮书,保证在战后考虑召开制宪会议来制定印度宪法,但拒绝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甘地和国大党对此深感失望,国大党表示将不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并警告英国将发动不合作运动,借以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
  1940年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表示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甘地恢复与政府间谈判,但谈判很快破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授权甘地准备必要时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5月10日,希特勒进攻西欧,英法节节败退,丘吉尔政府组阁。局势的变化使国大党内主战派急于同英国妥协,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战时在中央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它便准备与英国充分合作。甘地则仍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直接参战,只能用非暴力对付外来侵略。甘地因而退出国大党。8月8日,林利兹戈发表声明,拒绝国大党最低限度的要求,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甘地与国大党领导之间立场又趋一致。9月15日,工作委员会孟买临时会议,要求甘地复出领导,确认非暴力不仅可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适合于未来自由的印度。9月16日,全印委员会通过这一决议。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要求有反战自由,总督拒绝。10月5日,甘地宣布谈判破裂,15日,甘地通告全国,决定开展个人非暴力抵抗运动。11月中旬,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籍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说,到年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400个民意代表被捕下狱。
  1941年1月5日,开始第三阶段的非暴力斗争,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派遣任务,到月底被捕达2250人。4月运动发展到第四阶段,所有各级党部中下级干部均参加,入狱者成千上万,由于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入狱,运动很难开展。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战局继续恶化,甘地和国大党领导机构矛盾再度突出。1941年12月初,英国政府在战争形势更为紧迫的形势下,宣布释放全部非暴力抵抗政治犯。新形势下很多人强烈要求甘地改变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掌各省政权,甘地寸步不让。12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声明国大党同情受侵略的各国人民,为自己祖国的前途命运考虑,同意与战争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固执己见,反对参战。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免除甘地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1942年3月11日,丘吉尔派内阁大臣克里浦斯赴印,提出战后成立印度联邦,具有自治领地位,由各省和土邦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各省和土邦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度联邦,在战时则不准备任何变更的克里浦斯方案。甘地对克里浦斯方案坚决拒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亦于4月10日正式表示拒绝,甘地萌生了“英国人立即退出印度”的主张,并开始宣传鼓动。7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瓦尔达会议经过9天讨论,14日通过甘地提出的英国退出印度计划。8月7日全印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8月8日子夜,甘地呼吁全国“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9日黎明,甘地及国大党全体工作委员会委员被捕,印度发生激烈动荡,甘地夫人因参加示威游行,亦被捕入狱。英国人依靠武力控制了局势。
  1943年2月10日,甘地为抗议政府高压,绝食3周。
  1944年2月22日,甘地夫人病死狱中;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及阿米巴痢疾,生命垂危。5月6日,甘地获释,国大党其他领袖也相继出狱。9月8—27日,甘地同真纳举行最后一次会谈,试图解决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真纳坚持印穆分治,建立巴基斯坦,谈判破裂。
  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给予印度自治,由印度自拟宪法,立即改组政务会议,英国保留总督及军队统帅之职。25日,西姆拉会议召开。甘地未参加会议,但赶往西姆拉会外指导。由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对立,会谈破裂。7月26日,工党政府上台,加快印度非殖民化过程;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协助英国政权平安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甘地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其非暴力主张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1946年年初,甘地到印度饥荒发生区视察指导,4月1日,动身前往德里,住进“贱民”区,与国大党中常委一起同英国内阁代表团商谈,未获一致协议。5月2日,甘地抵西姆拉参与国大党与穆盟同英国政府内阁代表团谈判,由于穆盟坚持原来立场,谈判破裂。5月16日,英国内阁代表团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方案,提议建立印度教徒区与穆斯林区作为和解基础。甘地虽不满意该方案,但认为它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要求国大党及其他党派接受。随后,国大党、穆盟双方表示接受。6月29日,甘地前往浦那时,火车挨炸,但甘地安然无事。7月,制宪会议选举揭晓,国大党取得了绝对支配性地位。29日,真纳撤回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8月16日,加尔各答发生宗教仇杀,随后,诺阿卡利县及附近比哈尔省相继出现复仇行动。甘地谴责暴力行为,并亲临乱区。9月2日,印度临时政府成立,尼赫鲁任临时政府总理。
  1947年1—3月,甘地在孟加拉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4月1日返回德里,致力于平息宗教仇恨。3月,蒙巴顿接任印度总督,被授予特命全权,安排英国尽快撤离印度事务,准备让印度分治。甘地与蒙巴顿两度会谈,要求蒙巴顿维护印度统一。4月11日,蒙巴顿决定立即起草分治印度方案,国大党接受分治,甘地深感失望。5月1日甘地又开始苦行游说。6月3日,印度各派领袖同意蒙巴顿分治方案,并于当晚对全国广播。甘地准备在6月4日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但被蒙巴顿说服。此后,他又致力于说服人们接受分治,因此而遭到非议和怀恨。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宣布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领将分别独立。独立与分治临近,旁遮普、加尔各答、德里各地出现宗教仇杀。7月底,蒙巴顿与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苏拉瓦尔蒂恳请甘地前往加尔各答,遏制即将爆发的宗教仇杀事件。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控制了加尔各答局势。14日子夜,印度宣布独立,普天同庆。甘地没有参加庆祝活动,他以绝食祈祷、纺纱度过了独立日。由于甘地坐镇,加尔各答一直保持平静。31日,加尔各答也出现宗教仇杀,9月1日,甘地开始绝食,直到加尔各答恢复平静。9月7日,德里又发生仇杀;9月9日甘地到德里平息暴乱。
  1948年1月13日,为从根本上消除德里不安定因素和迫使政府偿还巴基斯坦55000万卢比款项,甘地开始无限期绝食。16日,政府答应付款巴基斯坦,18日各派代表签署甘地所提有关印穆团结的七项声明,甘地停止绝食。1月20日,甘地举行的晚祷会上有人投掷炸弹,未造成伤亡。1月26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29日,完成新党章起草。30日17点17分,在晚祷会场被一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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